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史，就是领导人民致力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在“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中艰难起步、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革命建设中奠基立业、在“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中推进深化、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伟大变革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实践观念等丰富的哲学意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本思想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根源，有其独特的时代意蕴。其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其本质属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是其价值取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其必然要求。研究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民主观是引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民主观，不但可以提升中国民主国际政治话语权，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新的模式，还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营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税收政策支持是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以青岛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从纳税负担、征管服务、信贷融资、涉外服务四个维度调查分析青岛市税收政策与民营企业需求的适配性。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税收环境总体适配度评价较高，但部分企业仍然面临纳税成本过高、信贷融资困难等问题，征管服务水平也有待提升。政府应在降低民营企业纳税负担、推进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税务征管服务水平、升级信贷融资服务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助力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4—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私募股权投资对我国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创新具有空间非对称格局特征，总体上呈现高-高（HH）、低-低（LL）的聚集特征。私募股权投资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创新水平，而且对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这种空间正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私募股权投资促进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政府应当倡导并促进各地区积极发展私募股权投资，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消除地区间要素流动、知识共享和技术传播的壁垒，从而推动区域创新。
基于补偿视角建立的生态转移支付是绿色发展背景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纵向政府间财政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我国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2008年试点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改善生态环境是生态转移支付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这一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减弱，且存在对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地区促进作用较强的“马太效应”。因此，国家应采取措施优化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目标，针对不同共同富裕水平地区制定差异化转移支付政策，精准识别和量化“共同富裕”指标等，从而有效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效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罗马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虽是具有法律重述性质的示范法文件，但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在当事人未明示选择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作为准据法渊源适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裁判机构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能够妥善处理此示范法文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裁判说理和法律续造的有效参考工具，不但能够强化国际商事裁判的合理性，还能实现对国际商事裁判的可预测性价值。
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是继土地承包改革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契机。但从法律的规范分析角度看，以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标志的制度改革成果乏善可陈，此次修法未能全面达成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土地经营权可转让、可抵押的始定目标未能实现。而此制度效果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造成农地“三权分置”立法困局的原因主要包括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核心目标出现变化且多目标之间具有紧张关系、农地“三权分置”政策与法律的范式转换障碍及现行农地制度的功能超载问题。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本身具有合价值性和合规律性，应继续保持对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研究，并通过创造性改造实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初心。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美国意大利裔作家特里吉亚尼的著作《露琪亚，露琪亚》以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为叙事背景，探讨了在父权结构支配下女性的主体困境及其自我身份的建构。以露琪亚为代表的女性受到男性凝视的规训与压制，但这规训与压制也激发了女性对抗凝视的动力，进而促成女性自我觉醒的实现和自我建构的突破。以露琪亚为代表的女性群像虽然带有旧时代传统文化的烙印，但也接受了先进女性思潮的洗礼。正是这样一群拥有坚韧性格的女性，推动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和进步。《露琪亚，露琪亚》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入思考和探讨，还为读者在阅读其他同类作品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新时代历史剧创作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对历史场景、社会风情等进行高度还原，运用丰富镜头语言展示古风古韵；从个人、家庭、女性等微观角度展开叙事，将历史人物与家国、朝代变迁相糅合，在塑造立体化人物形象的同时展示时代风云变幻；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价值观，使得新时代历史剧在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上呈现不同以往的新风貌。而新时代历史剧在语言表达、虚构边界以及时代精神挖掘上存在的欠缺，需要创作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戏剧与中国现代电影互鉴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郑正秋以新剧家的身份进入电影创作领域。他对文明新剧与电影表演观念的认知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郑正秋主张突破传统旧剧“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观念，试图推动中国早期电影表演观念从古典走向现代，形成了以“剧本”为重心的真实表演风气。随后郑正秋将舞台表演经验移植到电影领域，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电影民族化表演理念的初步探索。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变迁大体上可以概括成三个主要阶段：“文六理七”和会考基础上的“3+2”模式阶段；以“3+理综（文综）”为主流的“3+X”模式阶段；新一轮高考改革中的“3+3”和“3+1+2”模式阶段。这些科目设置政策的变迁，涉及和影响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高考科目设置的变革都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政治源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能够单独地促成政策之窗的开启。基于此，为了教育更加契合立德树人的本质要求，未来高考科目设置政策变革既要聚焦高考科目设置的现实问题、重视政策源流的“软化”作用，又要重视国家重要战略的引领作用。
受乌卡时代常态化、消费行为媒介化、Z世代自我价值内省化等因素影响，Z世代青年群体正在尝试反消费主义的种种实践。通过对豆瓣反消费主义社群成员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发现：Z世代青年群体正在通过去“商品拜物教”、消费流程再定义、消费习惯重塑，回归商品使用价值；以Z世代为主体的豆瓣反消费主义社群成员拒绝符号消费与炫耀性消费，消费观念回归自我本真需求，这一现象映射出消费者彰显自身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种种努力。
城市更新行动是重塑城市功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文脉是城市的灵魂，我国当前的城市更新必须注重保护、传承城市文脉。里院作为青岛特有的传统民居形式，是青岛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里院更新是青岛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脉传承的视角下，青岛市结合里院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了里院更新“真实保护、完整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传承文脉、复兴活力”为路径，成功打造了大鲍岛街区等老青岛里院，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提供了典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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